竺可桢虽为气象学家，但小时候学制艺八股，也做过五言八韵诗，只是科举废除后，五十年间没怎么写过诗。（《竺可桢全集》15，218）到了1950年代后期，竺可桢重新开始了做旧诗，并保留在他的日记中。
通过解析竺可桢晚年诗文及其背景，可以发现，一方面，知识分子在日常交往应酬中，还带着晚清民国的遗绪；另一方面，竺的诗作，正如当时许多其他人的一样，有强烈的“毛体”风格。这两个相当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层面，是各个时代的烙印融汇于个体身上所致，也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折射出，个人是如何与时代互动的。
哀悼亲友
检阅竺可桢的日记可知，在浙江大学时期，他其实写过两首诗，大概自己都已经忘记了。
浙江大学当时虽以工科和农科见长，喜爱舞文弄墨者其实也不少。1943年，祝文白、王琎、钱宝琮、郑晓沧、苏步青等浙大教师在贵州湄潭成立了“湄江吟社”，一年间八次聚会，以诗会友，共创作了200多首诗。竺可桢在贵州时期从未参与这样的活动，也未作相关记录，可见他对这类传统文人的雅事兴趣不大。
这一时期，竺可桢与旧体诗文最为相关的，是在亲友逝世时，曾经作过挽联和挽诗，以慰离别之情。
展开剩余95%1938年6月30日，竺可桢离开泰和浙江大学暂驻地，至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武汉。他先沿公路至南昌，再乘火车经长沙到汉口。
7月25日，竺可桢办毕公事后回到泰和，才得知二子竺衡已经过世，其妻张侠魂卧病不起，“唏嘘不能言”。8月3日，张侠魂也病故。
1922年，竺可桢与夫人张侠魂及子女合影于上海寓所
8月10日，浙大礼堂公祭张侠魂，由郑晓沧主祭，王驾吾念祭文。竺可桢之挽联实际是由他的学生王驾吾所代拟：
惨兮子遭离尘世，同甘苦已廿年，相期以大义，奈一朝永诀，雪馆云峰情何以堪？
乌乎余何负昊天，哭仲儿才十日，又遭此奇灾，纵再度重逢，落花流水渺不可期！
9月15日，竺可桢将其妻与子一起葬于玉华山。19日凌晨，他4点钟便醒来，再不能寐。他忆起陆游晚年曾有忆妻唐氏的诗，也就是《沈园二首》。竺可桢以放翁之作的原韵，构得一诗纪念张侠魂。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湘江”指的是湖南湘江。依竺可桢所述，1931年9月，他与妻子曾在茶陵、衡阳间渡过湘江，时遇狂风细雨。
第二天凌晨1点半，竺可桢又从梦中醒来，无名悲伤中再续一诗：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
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澄江”即流经泰和的澄江河。
此后若有好友过世，竺可桢也会动笔写作挽联，寄托哀思。1945年12月27日，浙大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病故于贵阳医学院。一个月后，浙江大学在遵义举办了追悼会。作为同学、同事及好友，竺可桢亲自担任主祭，并拟挽联如下：
李杜文章，渊明气节，公自大名垂宇宙。
黔山埋骨，湘水吊魂，我来万里哭朋俦。
这里的“湘水”，指的是贵州的湘江，全长150余千米，流经遵义、湄潭等地，最终并入乌江。
1947年7月28日，浙江大学教务长张绍忠（字荩谋）逝于杭州。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几次致函当时已离浙远赴南开大学的张绍忠，最终说服他返杭任教。这十余年间，张绍忠追随浙大不断西迁，是竺可桢掌校的重要助手。
当天下午，竺可桢召开校务会议，为荩谋致哀一分钟，并推定郑晓沧、苏步青、钱宝琮等九人组成治丧委员会。
10月26日，学校召开追悼会，竺可桢同样担任主祭，并拟了一副挽联，后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的“张故教务长挽联集”栏：
十余年得助最多，获益最多，况离乱同舟嶂雨蛮烟当日梦。
二三子成德以教，达材以教，叹须臾返驾只鸡斗酒故人情。（《竺可桢全集》2，661）
贺卫星上天
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震惊了世界。竺可桢对此事自然极为关注，10月5日的日记中即有相关记录。
第二天早上，《人民日报》向竺可桢索文，并要求下午就要交稿。他从下午2点多开始写文，5点完稿，约1300字，然后马上交由秘书抄写。文章随后以《庆祝第一个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为名，发表于10月7日《人民日报》的第7版。
10月12日下午，竺可桢在中国科学院内召开关于人造卫星座谈会的预备会。到会者有新华社文有仁、董光杰，气象局王世平，通讯部吴朔平、张钦谦，邮电部王国钰，广播电台孔德序，测绘总局刘振球，以及中科院内的程茂兰、陈遵妫、陈宗器、朱岗昆等人。
13日下午，座谈会正式召开，还是由竺可桢召集。他在会议上发言表示，这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壮举，且比之美国预备发射的卫星更为优良，从此以后，“人类的活动范围将从此扩大到整个宇宙，全世界人民应该都为苏联这一个伟大成功而欢呼”。会议决定组织观察队，监测该卫星的运行。
10月19日与20日，为了纪念苏联建国四十周年，竺可桢撰写了《苏联科学的飞速进展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文，后发表于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文章开篇即言，“今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欢欣鼓舞，普遍赞美”。他接着列举了苏联在科学政策上优越于西方的几个方面，文章近于照本宣科，并无太多独到的见解。
第二年6月3日，中国科学院召开跃进大会，张劲夫副院长主持会议，由八所的代表分别发言，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中国自行制造与发射人造卫星的。依竺可桢所记：
钱学森保证要做到中国卫星上了天，力学所可以承担火箭和卫星高速飞行及大气中所受阻力表面加压加热问题，运动稳定问题，卫星结构问题，车台设计问题，十年内力学超过美国。此外，自动化〔所〕陆元九保证解决卫星进入轨道、发射及回到地球三个阶段的运行自动控制问题。保证做好长江三峡自动化问题。十月一日完成一个象征性人造地球卫星，包括半导体远距离控制测量元件。（《竺可桢全集》15，108）
6月9日，竺可桢步毛主席的《七律·长征》之韵，作了一首《预祝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呼风唤雨又何难，驾雾腾云已等闲。
三节长虹追玉兔，一轮落日照银丸。
排山倒海冲牛斗，披月戴星人广寒。
此去人人仙境达，不问白发与红颜。
7月3日，竺可桢将此诗寄与浙江大学的老同事，向以诗文见长的郑晓沧。14日，竺收到郑晓沧之回函，觉得最后一句“不问白发与红颜”，问字是仄声，不如用“何分”为好。竺可桢则以为可改为“不分”。
到了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第二天，竺可桢得知这个消息，并在日记中对各国所发射第一颗卫星的相关参数作了列表。
5月8日，钱昌照之妻沈性元带来一首钱歌颂卫星上天的诗，“精神物质互相成，奇迹频仍魑魅惊。绕地红星天上过，人间到处是歌声”。
民国时期，竺可桢与当时任职于资源委员会的钱昌照（字乙藜）便有工作交往，但私交并不深。1949年之后，钱昌照先担任中央财经计划局副局长，后又调任政协全国委员会财经组副组长，与竺在工作方面的交集不多。两家之所以常有往来，主要是因为两人之妻（陈汲与沈性元）为大学同学。
当天，竺可桢即和诗一首：
神州创业本天成，火箭腾空宋代惊。
今日歌音绕寥廓，夺人事迹有先声。
第二天早餐后，竺可桢再阅钱昌照之诗，忍不住又拟了一首。
一从赤县色染红，随处人歌毛泽东。
此曲也应天上有，故教飞鼓绕长空。
隔了两天，竺可桢抄写这两首诗时，觉得有问题，遂将第二首第一句“一从赤县色染红”，改为“不论白发与儿童”。
5月18日，钱昌照又到竺家拜访，他便将这两诗交与钱，并表示，“自然科学的人写诗很少成功，胡先骕是比较能写的”。竺可桢此话不能说全对，在与他相熟的科学家中，诗文方面有所造诣的至少还有秉志、任鸿隽等人。
第二天，钱昌照再送来和诗一首：“工农智慧洵无穷，举世欢呼毛泽东。天上人间同一曲，卫星灿烂过长空。”
钱昌照也将自己的诗送给了翁文灏。钱与翁在民国资源委员会时期便是搭档，新中国时期同为民革成员，且一起担任民革对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交往颇多。
翁文灏在5月1日已经赋了一首《满江红·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舵手神明，世共仰，人间乔岳。驱帝国，浮云富贵，光辉科学。一霎官僚封建苦，九霄船舸解放功，燃明烛，破迷信，兴泉瀑。启雄原子，神州芳馥。宇宙欢迎轺使命，空间遥放邦歌曲。展红旗旭日指东方风，创新局。”
收到钱昌照之诗后，翁文灏又再和了一首七律：
奇舸升天旦夕成，高歌遥放世人惊。
美、苏日夜听新曲，主义堂皇韶示声。
人民觉悟力无穷，环绕地球西又东。
体重程遥超百国，红光闪烁在天空。
悲长子过世
1958年5月25日，竺可桢接到南京所送的家书，知长子竺津（字希文）被评为右派，停职，他“悔不事先警告”。
7月20日，竺可桢早晨闻喜鹊狂鸣，出门一看，原来是树上的小喜鹊被院内黄猫所吃，母亲才狂叫不已。当天晚些时候，他获知竺津已经于11日被送去南京浦口石佛寺劳动改造。
晚上，竺将两事相联系，作了五言一首：“昧旦狂鸣鹊，心疑有祸灾。即起出仰望，慈母失其孩。但恨不能言，相对空唉唉。飞鸟尚如此，使我心为摧。”其中引用了苏东坡《异鹊》中的两句:“但恨不能言，相对空楂楂。”
之后几天，竺可桢又两度修改诗句，聊遣胸中郁结，改定后的诗句如下：
鹊噪惊清梦，鸣声震四隅。
狸奴甘作贼，孤鸟失其雏。
上下如梭织，东西将伯呼。
人生如好战，岂不愧慈乌。
从最后一句看，竺可桢还是批评了儿子，责其过于冒失，才招此大祸。
1959年3月23日，竺可桢从南京来函中得知，竺津“身体不好而浮肿，且腿亦肿，已从小腿胀至大腿，但营中无人照管”，而且吐血。他觉大事不妙，第二天便找到时任中科院副秘书长郁文，望其加以搭救。
在高层的过问下，竺津于5月20日获准保外养病。6月10日，竺可桢得知竺津已经回到家中，但从此赋闲，没有收入。他决定每月寄60元给儿子。
1960年4月，竺可桢自北京乘火车至上海参加中科院第三届学部大会，途中经停南京时，在下关车站与竺津夫妇见了一面。竺津告诉父亲，他现在的工作是为南京大学抄写讲义。两人在车站只谈了十分钟，这也是父子俩最后一次相见。
回到北京后，竺可桢于5月6日接到竺津的电报，得知他患了血吸虫病，准备来京治疗。当天，竺便打电话咨询北京医院副院长计苏华。
第二天晚上，竺可桢再与计苏华通电，商议如何治疗竺津之病，最后决定还是在南京看病为妥。他立即写信给竺津，同时又致函时任中科院南京办事处主任周赞衡，要他想办法在南京的医院安排一个病床。
经过治疗，竺津的病情似乎稳定了下来。但9月28日，他又被送往石佛寺劳教。之后竺津的病情急转直下，1961年1月21日（竺可桢的记事本中记为1月24日），他便病故于石佛寺农场管教所。
由于竺可桢当年的日记已经不存，所以并不太清楚他是何时得知这一噩耗的。从竺留下的记事本来看，1月29日，就在去广州的飞机上，他写了一首残诗：
诗中的“背长枪”，指的是竺津于抗战时期参军一事。1938年1月，竺津获第十四届中央军校考试第一名，赴湘学习，学期6个月。毕业之后，他在衡山第二预备师无线电排任排副，10月转任骑兵连排长，最高军职为连长。1942年，他又转至当时位于遵义的陆军步兵学校读书。
所谓“读书不遂”，是指竺津曾于1947年参加陆军公费留美考试，复试列第26名，却因有沙眼而落选。竺可桢当年得知消息后慨叹，“这留美机会，怕一辈子也难得有了”。（《竺可桢全集》10，173）
“石佛”自然是指石佛寺农场管教所。竺可桢以为此句不妥，遂加划去，但极度伤痛中又不知如何改笔，以抒解悲情，故留此残诗于记事本中。
2月20日，竺津过世已近一月，人在广州的竺可桢终于改定了全诗：
哭希文
忆汝十六气峥嵘，投笔从戎辞母行。
杀敌未成违壮志，读书不遂负生平。
失言自知咎应得，却毒无方腹疾婴。
痛尔中年竟早世，使我垂老泪盈盈。
颂庐山美景
1950年代后期，竺可桢重新开始做旧诗。据他所述，这是因为“大跃进”时期，他发现连乡村老农亦大做其诗，受到了感染。1958年8－9月，竺可桢赴甘肃、青海及新疆考察，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新疆。经过一月的外出后，竺在日记中记录道，原以为玉门关外全是戈壁沙漠，到新疆后才知不然。
竺可桢原拟于9月27日坐飞机到乌鲁木齐，再由乌市回北京。然当天乌鲁木齐下雪，航班取消。晚上，他在和阗写下一首绝句：“一夜秋风六出飞，天山头上插红旗。来年春暖换成水，灌得全疆土地肥。”
回到北京，竺可桢即应《旅行家》杂志之约，写就一篇新疆游记，并附上七律一首：
壮士高歌别故乡，誓将戮力开边荒。
峥嵘踏尽天山雪，劳苦管看苏武羊。
伊宁火炼百炉钢，喀什泉流万亩粮。
莫道春风不远渡，新疆是个好地方。
1964年9月，竺可桢赴庐山参加中国植物学会第一次植物引种驯化学术会议(及庐山植物园三十周年成立纪念会）。他虽非植物学家，却相当重视此次会议，作为大会名誉主席，还作了一个较长的发言。
1934年，胡先骕执掌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与江西省农业院合作，由双方每年各出资6000元，在庐山东南部的含鄱口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植物园。当年8月20日，庐山森林植物园举办成立大会，胡先骕任会议主席，竺可桢、任鸿隽等百余位军政学代表亦莅临参加。
1949年后，几经波折，该园于1954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1959年，植物园下放由江西省管理，更名为江西省庐山植物研究所。
胡先骕作为庐山植物园的创办人，对植物园改隶江西后的发展极为不满。1962年2月，他约竺可桢会面，反映庐山植物园在下放之后，管理不善，应作调整。当年4月，中科院召开院长办公会议，确定庐山植物园再改为中科院直属，竺可桢作为分管生物学部的副院长，对此事应也有一定贡献。
也正因为有这样几层渊源，三十年后旧地重游，竺可桢此次庐山之行刻意寻找当年的游迹。9月18日，竺可桢携妻女与秘书沈文雄，及曾任庐山植物园园长的陈封怀等人同游山上的黄龙寺，并寻找寺旁的二棵大柳杉，“尚可约略认出卅年前余过此时情况”。据陈封怀估计，两树大概有800年的历史。竺可桢还观察了旁边的那棵银杏树，“柳杉旁有白果一株，其大相似，但远望之则白果之高仅及柳杉之腰”。这三树今天并称为“三宝树”。
第二天，竺可桢又参观了白鹿洞，评论道：“洞屋虽经修理，但仍有颓败现象，因乏人保管，亦无文物可以保管。”接着一行人又进洞一观，“洞中有昔人所塑白鹿像，极丑陋。三十年前到此时曾一度见之，不图今又重逢”。
在21日当天的正式会议上，竺可桢作了致辞。他首先指出，科学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以最充分地应用，接着则强调了发展科学的根本方针仍然是百家争鸣。“在引种驯化方面，米丘林和摩尔根两种学说至今尚在争执，我们应该进一步地展开讨论和争鸣”。
当时，竺可桢与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已经出版，因此他在发言中也提出了物候与引种驯化之间的关系，并希望庐山植物园在这方面能有所作为。
竺可桢一家于9月25日离开庐山，27日回到北京，正好赶上国庆典礼。10月2日，杨钟健夫妇到竺家窜门，因他7月中旬在庐山也度了一个多月的假期，兴致盎然，作了二十多首诗，送与竺可桢一阅。1949年之后，杨家便与竺家同住一个四合院内，来往极为方便。
第二天早餐后，竺可桢即酝酿和杨老的庐山之诗一首。杨钟健原诗为“山色湖光尽眼收，古今兴废看尽头。雾云不遮庐山面，落叶岂报早到秋。小丑跳梁终一律，大众遣责遍三洲。河山雄壮顶天地，不厌百回此地游”。
竺可桢的和作如下：
平畴万顷庆丰收，踏到含鄱岭上头。
云雾拨开见五老，月明湖水照中秋。
久仰匡庐愿一面，远来革履自三洲。
友朋情谊遍天下，雨露滋深念旧游。
“匡庐”是庐山的别称，“五老”指的是庐山五老峰。9月20日，竺可桢一行徒步上含鄱岭时，曾在“第一亭”拍照，因为那里可以“仰望五老峰”。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此时虽尚有云，但湖山均尚在望，亦可清晰地看到下山至观音桥的小路”。
竺在10月3日的日记中还表示，自己“到老不会作诗，即勉为之也毫无诗意。今日为和杨克强，勉强为之（诗见下），克强之诗远胜于我，作诗是要有天才的”。
杨钟健确实可算科学界的大诗人，据言他一生曾写过2000多首诗，且新、旧体皆有。不过迄今为止，杨钟健的诗文全集尚未出版，目前我们所见的是他的诗选，其中关于1964年游庐山的只有两首，并没有他送给竺可桢的那一首。其中一首倒是与竺可桢的内容相近，两者间或许有相关性，兹录如下：
再咏含鄱口之行
山高湖入眼，岭窄水分流。
云从脚下起，人在雨中楼。
云外看五老，偷闻赏匡庐。
栖贤知何处，无法辨旧游。
竺可桢过世之后，作为同事和同住一个四合院内的“院友”，杨钟健作了一首七律，以纪念两人多年的工作关系与友谊。
二月七日告别竺老
闻君逝世一泫然，岂料死生各一天。
物候研求惊全世，相知论学时往还。
回思四九招来北，空负盛名太不堪。
今日别君常往矣，八宝路上悲情添。
标题中的“二月七日”是竺可桢过世之日，“物候研求”指的是竺可桢晚年所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所谓“回思四九招来北”，则是指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之后，数度亲自致函杨钟健，请他北上担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
回望往事，和田中角荣
1971年1月27日是辛亥年的正月初一，上一个辛亥年，竺可桢刚入伊利诺伊大学读书。他回忆过往岁月，“六十年来军阀混战，四大财阀当国，历历在目”，颇有感慨，作五言如下：
光阴似流水，逝者不停留。
新旧交替速，一日如三秋。
电弧代油烛，塑料顶棉绸。
腾云不足道，广寒可漫游。
昔称病夫国，今反帝与修。
工农秉国政，士子牧羊牛。
物富仓廪足，人勇大江泅。
我生仅八十，胜于古千周。
1月30日，他将此诗抄写后送给杨钟健。2月5日，他便收到了杨的和诗：“辛亥推帝制，革命未完成。长期群魔闹，国弱又民穷。有人搞帝制，有人想从龙。军阀群凶起，帝国应声虫。马列入中国，革命方向明。与左与右斗，舵手稳航行。新中国建立，领导靠工农。上有党领导，智慧出群雄。统战全世界，人人感光荣。眼看纸老虎，彻底现原形。六十年经验，可以鼓前程。要继续革命，力争专又红。——请藕舫同〔志〕教正” 。
此后，竺可桢又对诗作了修改，并在8月20日的日记中记录如下：
光阴似流水，逝者不停留。
新旧交替速，一日如三秋。
电炬代油烛，锦纶当丝绸。
腾云何作道，广寒已漫游。
昔称病夫弱，今反帝与修。
红书传妇孺，《毛选》播全球。
钦慕亚非拉，威震美和欧。
工农秉国政，学士牧羊牛。
物富仓廪实，人强大江泊。
我生仅八十，胜于古千周。（‘和’指日本）
1972年1月28日，他接到住在昆山的曹靖陶（字惆生）之函。曹自称1930年代在杭州住过三年，与马一浮、邵潭秋、郁达夫都有来往，也曾与竺可桢在邵元冲的聚会上见过一面，1937年在老家歙县时又与竺有过书信。当时来函是因为曹与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仍有通讯，从辛处得知竺可桢尚在工作，故寄诗两首以叙旧。
曹靖陶乃民国时期小有名望的文人，别号看云楼主人，又酷爱戏曲，确实与郁达夫等人常有唱和。1936年郁达夫曾有一首诗赠他：“看云觅句貌如痴，饭颗山头口健儿，天下英雄惟孟德，亳州诗霸有陈思。怪来绿鬓髫年女，竞唱黄河远上辞，忽忆旧京秋色艳，凭君传语慰师师”。后两句指的是梅兰芳之徒，当时与曹靖陶关系密切的新艳秋。
1950年代，因历史问题，曹靖陶迁居于昆山直至过世，他在那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是为商务印书馆编撰《中国音乐、舞蹈、戏曲人名词典》，同时也以诗文自娱。
时隔多年，竺可桢对他其实只有模糊印象，所以并未立即回信。当月陈毅副总理过世，钱昌照曾到竺家带来两首悼诗。《钱昌照诗词集》中收录了这两首作品：
一
亚非访问千秋业，美蒋驱除百战身。
国正需才公忽逝，哀哉四海失斯人。
二
毕生尽瘁为军民，磊落胸怀一字真。
才气纵横风格好，永将启发后来人。
竺与陈毅也颇有交情，1949年在上海时便相识，曾于1954年一起赴民主德国访问，平时游泳时又常常碰到，所以和诗一首以作纪念：
少壮从戎反帝蒋，指挥若定率偏师。
出奇制胜类安石，排难解纷胜范蠡。
曾随使节访东德，几度并肩泳北池。
忽报大星陨燕地，五洲哀惋电飞弛。
2月14日，竺可桢又对此诗作了修改：
少年立志誓抗日，若定指挥游击师。
高举红旗取沪渎，大声铁面斥妖魑。
曾随使节访东德，几度并肩泳北池。
忽闻大星陨燕地，五洲哀惋电纷驰。
依竺可桢自己所注，“妖魑”指的是林彪。
20日，竺可桢回函曹靖陶，并附上了这首诗。曹得函后颇为兴奋，以为觅得知音，从此常常写信向竺索诗。竺有点不胜其烦，最后只得于6月初回函一封，“说明我不是一个诗人，也不希望做一个诗人了”。
话虽如此，兴致来时他还是会写上两首。当年4月19日，竺可桢看到办公室门口的桃花盛开，第二天又是谷雨节气，故作五绝一首：
清明佳节杏枝红，谷雨桃花映日隆（荣）。
五一牡丹蜂满顶，漫飞柳絮溢长空。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开启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26日早上，田中首相作了一首汉诗，当天即以手稿形式登于日本《每日新闻》的晚刊。
第二天，中国的《参考资料》也刊登了这首诗，竺可桢阅后即在日记中作了记录：“国交途绝几星霜，修交（据其他版本，应为‘好’）再开秋将到。邻人目暖（应为‘眼温’）吾人迎，北京空晴秋气深”。
28日早上，竺可桢再阅田中角荣的这首诗，评价道，“虽称为汉诗，实际已大大地日本化了”，并和诗一首：
秦晋相违三十秋，枝头小鸟友声求。
岂期盛宴迎专使，嘹亮歌声震五洲。
所谓“嘹亮歌声”，应指25日欢迎田中角荣的晚宴上演奏了中日国歌，以及《佐渡小调》、《金比罗船船》和《鹿儿岛小原节》等多首日本民谣。
9月29日下午，竺可桢听了中央广播电台所播的《中日联合公报》。第二天上午，竺可桢又至机场迎接周总理护送日方代表团赴上海后回京，“十二点多周总理专机到达北京机场，中小学学生排队跳舞欢呼，解放军吹号打鼓，全场达三四千人围成一圈。周总理、姬外长一行下机后绕场一周，并与高级干部在前排者一一握手”。（《竺可桢全集》21，208）
10月1日，竺可桢阅读了《参考资料》上关于中日建交宣言的相关内容后，又和田中首相的七绝诗一首：
国交途经几星霜，百万和师尽虎狼。
只要人民修旧好，化为玉帛易商量。
这也是他一生所写的最后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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